大学应该追求什么目标

大学应该追求什么目标

　　 梁：中国大学，这些年走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。湘潭大学贴吧大学在追求创造“世界一流”，争取挤进国际大学的排行榜；一般的大学也在拼命争取多建博士点、硕士点，扩大招生规模，争取项目课题。这些东西似乎已成为衡量中国大学办得是否成功的政绩标准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本来在古典领域很有见地。前几年当了所在

　　 大学的院长。校长让他尽快拿下博士点。他到处烧香磕头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至今也没拿下来。有人就说他没政绩，想叫他让位。这种导向，能不能让中国的高等教育健康发展，我是很担心的。

　　 毕：据说，高等教育的质量下滑，是世界性的现象。但我觉得，中国大学的问题还是具有自己的性。就像前些年某些官员把追求GDP的增长当做首要的政绩目标一样，如今的大学也在一种所谓“数字化的管理”的引导下，竞相扩张。重点大学把一级学科的多少，地方大学把“博士点”的多少，为首要的目标，把所谓的“国家项目、课题”看成大学的门面，其实这已经把大学的理想庸俗化了。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，一些地方院校不惜重金“公关”，以这样的手段，把博士点弄到手，到底是为了培养人才，还为了追逐私利，就可想而知了。

　　 梁：中国出现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的时间并不是很长，从京师大学堂算起也不过一百零几年。百年来中国人所建立的大学传统，本来并没有偏离世界文明的主流。无论是蔡元培的“兼容并包”，还是梅贻奇的“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”，说法虽然各有不同，但追求的理想却大体一致：大学应当是出学术、出思想和引领社会进步的地方。

　　 毕：北京大学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独特的地位，因为她是中国新文化的发源地，在那里诞生了五四运动，率先倡导德先生和赛先生。今年是清学研究院建立周年。当时清学研究院还没有什么博士点之类，但大师云集，学风淳正。姜亮夫先生曾在回忆他的清学研究院生活时说过，当时的是那里的学风。现在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，都以陈寅恪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这两句话为价值坐标。好的大学，引以为豪的应当是这些东西。

　　 梁：外国的好大学也是这样。去年我去参观普林斯顿大学。他们感到自豪的是爱因斯坦等科学巨人曾经在那里工作。在美国，商学院、学院、法学院，都是最吃香大学发展目标家、、生是最挣钱的职业。但普林斯顿大学却坚持不设这三个学院。他们更重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追求。我还参观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，该校不但有18位诺贝尔得主，还诞生了自由演讲运动。在越战时期，该校发生的反战自由演讲运动，在当时是不合法的，运动的领袖也受到的长期迫害。但自由演讲运动最终得到社会的肯定，法律也因之而调整。这是他们最引以为豪的。不论中外，宣城大学的大学，都以响了一个时代的社会、文化和精神为荣。

　　 毕：回到学术自身，大学也不能光看那些表面的数据统计，而要看在学术史上留下什么印迹。清学研究院规模很小，只有四位导师，一位讲师，几十个学生，前后存在了四年，但在学术上开风气之先，一直响到今天。不论讲历史学、考古学、语言学，都绕不开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赵元任、李济这些大师级的人物。

　　 梁：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。衡量大学的好坏，首先不是学生的数量，而是学生的质量。时期，中国一个县办一所“红专大学”，没过两年，这些“大学”都没儿了。现在中国每年招收的博士生几万，硕士研究生二十几万。硕士生招生的数量与19年恢复高考时的本科生数量相当，博士生招生的数量大大超过当时硕士生的数量。但就整体学术质量而言，现在硕士生还不如当时的本科生，博士生还还不如当时的硕士生。研究生教育的泡沫化，并没有使中国增加拔尖人才，只是让数以百万计的学子费时费力，多登了一道学历台阶，同时也让财政多支出了教育经费而已。

　　 毕：你提出研究生学术水平的下滑，某些大学校长可能并不觉得是问题。他们只要多拿下几个博士点，就有了自夸的资本。在这种游戏当中，学校可以争取更多的经费，导师可以获得了更多的收入，行政主管部门在博弈中也扩大了权力。

　　 梁：他们暂时还是游戏的赢家。然而，泡沫膨胀到一定程度，终会破灭。学历泛滥到一定程度，必将贬值。一所大学，主事者不知爱惜自己的名誉，不在质量上自律，最终必定砸掉自己的牌子。从长远看，游戏的结局不会有赢家。

　　 凡大学不上课